初一时，附中的游泳池水是绿色的。第一堂游泳课，大多同学留在浅水区，深水区很安静。我游的时候，看见有只水虫，在身边从容地划水。
那时我还挺小，下课后不晓得该把泳裤换掉，而是直接套上长裤。刚走到“树人楼”，方形的泳裤从白色长裤内洇出了清晰的阴影。那也是最后一节游泳课。以后，附中的游泳池似乎就再不使用了。
初一开学是九月，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已经进入尾声。双眉浓黑茂密的吴龙山老师自我介绍说：“你们刚从小学毕业，我也刚刚从大学毕业。”吴老师的板书像他的眉毛：根节虬出、挥洒不羁却凝聚古意。除了他的苏北口音常把云南元谋（读mou音）人念成云南元美人外，我还记得他在第一堂历史课上讲：“你们今后会明白，历史是由后人写的，不是当世的人。”满屋子的小红领巾们听得云里雾里。
初中升入高中后，学习的竞争气氛浓厚了许多。下课铃响之后，同学们需穿过碧绿的小竹林，才能达到河边的厕所。竹林和东门之间，是十几棵枝蔓遮天的大树，枝椏间还有一些鸟巢。大树间的空地上，总落着斑驳的树叶，那是菁菁校园的原色。
高一时，听老师说过校园里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个师姐患了白血病，她班上的同学发动全社会募款救治。她的班长，一个学习很优秀的男生，每天去医院看望她。后来师姐走了，班长也自己结束了生命，追随而去。
没人能想到，同学的分离竟然在我们之间重新上演。我们班的班长蔡猛，突然病倒，医院查出脊椎里长了奇怪的肿瘤。手术不算失败，也谈不上成功。蔡猛的家境非常的普通，他的继续治疗需要更多人的帮助。那段时间，我们长大了很多。不只是因为一起向社会募款，还有同学之间的重新发现和对青春明灭的刻骨感受。我们上大一的时候，已经更名为袁梓的老班长，在睡梦中离开人间。
94年，学生辩论赛正在全国热火朝天，这一年的南师附中校园文化节也首次引入了辩论赛，由高一年级队和高二年级队一场定胜负。辩题是由脑袋奇大的语文老师王栋生设计的--《南京城管执法大队取缔小商贩经营是合法行为》。我们高二年级队抽签抽到了反方。
其实高二队的四个辩手王老师一个也不认识，他还是高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在辅导高二队时，他对我们说：“我指点他们（高一队）时留了一手，因为我希望你们反方赢，我也希望在场的同学都支持反方赢。”
严格地讲，王栋生老师的行为属于偏袒，这比后来甲A的“黑哨”还要早好几年。不知道王老师在灵魂深处就没有就此进行过哪怕是象征性质的“自省”，但那次比赛过程中，高二队自始至终气势如虹，博得场内的几百位同学掌声如潮，完全压倒了正方。
我一直猜想，王老师事后知道结果的那一刻应该能感到欣慰吧，尽管比赛当中，他始终未在现场露面，我也未再能聆听他的当面教诲。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民工因讨不回拖欠的工钱而跳楼或城市居民被强制拆迁时，我就会又想起王栋生老师当年出的辩题。时间流逝很多，中国已然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娇儿，奥运会的美梦也快成真，但社会弱势群体的情势似乎却是更窘迫了。
附中的点滴还有不少。比如班主任纪耀明老师课堂上即兴而出的警句和打油诗，比如音乐老师李晓晖曾经的短暂“蒸发”（原来是为了奔赴北京观摩罗丹雕塑展）。还有文科毕业班的班主任李华老师，听同学说我想考北大历史系，急忙把我叫到办公室，花了整个下午劝说我打消念头。尽管她自己就是历史老师。
离开附中的这十年，眼睛里总是掺不得太多的沙子。写文章常言辞激烈，偶尔还会剑走偏锋。这路数，显然和脂粉气扑鼻的北外毫无干系，和内敛不惹事的新华体也无曲款相通之处。却像极了那个当年校园里没心没肺的黄口小儿，以为总会有附中老师们在背后给自己撑腰，所以才讥天讽地、浑然不怕。
在国外工作时，常把自己关在不开灯的密封房间里，回忆从前。附中却是我搜索记忆时从不触碰的历史。那些在竹林和游泳池间的映象，还有附中老师们的眼神目光，总是一张张与生活常态和人间世相不吻合的奇特画面。这图画太过美，以至于让人感觉距离遥远，伸手难及。
谨以此文，怀念附中的六年生活，追忆天各一方的兄弟姐妹，并感谢附中的全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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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来北京出差的许祖云老师，我高一的语文教师，南师附中最负盛名的特级教师，现在是校友会的会长。许老师让我给校刊写500字，我却很没信用地写了1700字，害他改半天。
我的历史启蒙老师吴龙山，多年前因为特殊的原因，在很突然的情况下离开附中，现在深圳，仍做历史老师。
王栋生老师是著名的杂文作家，笔名吴非。常涉市政、人政，偶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不跪着教书”、“公民写作”是他的概念。
附中回报给社会的不止于四十多位中科院院士，还有让我们不愁吃的袁隆平，和鲁迅、胡风、晚年忏悔中的巴金。 “掏出心来”这四个字刻在附中他的铜像前，也许仍不能减轻已成灰烬的巴金对老同学和好朋友胡风的愧疚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