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在国情和校庆这双喜临门的今天，请允许我代表1948名同学，向各位的光临，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是第四代附中人，回顾附中90年的历程，曲折而又光辉：
第一代附中人如六朝松那样苍劲，经受过"五四"、"五卅"运动的洗礼；
第二代附中人如马鞍山那样坚定、青木关那样刚强、沙坪坝那样勤奋，经受过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的锤炼；
第三代附中人如"五四"草坪那样纯真，经受过建设和挫折的考验；
我们第四代附中人如桃李阁那样清秀，在改革的大潮中，要好好学习，勇往直前。
有句格言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天，我们附中人四代同堂，共贺90周年校庆，正式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继往开来，在前辈附中人的带领下，向更新、更美、更光辉的前程迈进！
谢谢各位！
从我的办公室窗口望出去，看着在“9.11”事件中被恐怖分子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双塔的废墟，心中不禁联想起另一种形式的破坏和摧毁：良知和道德的破坏和摧残，
我于1970年至1975年在南师附中读书。当时叫鲁迅中学，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学校教育还处在文革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南师附中的老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作出极大的努力在恢复秩序和教学。但是当时社会上到处都是批判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潮，回到从“白卷运动”到“评法批儒”，学校也不例外，运动一个接一个。在这特定的形势下，学生想学是件不容易的事，老师想教又何尝不是件担风冒险的事呢？
我进校的第一天发生的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在当时的“五七”院，我看见一个老人穿着工作服，拿着工具正不声不响地想修玻璃窗。突然间，三、五个学生走过来对着他高喊“打倒沙尧走资派”。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老人就是南师附中的校长沙尧先生，其中一个学生手里拿着石头，一边叫着，一边扔了过去。玻璃窗打碎了，玻璃碎片划破了沙尧先生的手，鲜血不住地涌出。老人面对这群无知的学生，心平气和地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彷佛看见老人的心在滴血。这位把一生都献给教育的教育家看见学生连基本的良知都被侵蚀，还有什么比这更感到痛心呢？！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南师附中的老师和学生们还是尽力去教、去学。记得我的老师有：陈广阳（语文），马老师（语文，班主任），陶强（英语），徐老师（数学），仇炳生（数学）和柯绮霞（化学）等老师都在尽自己的努力，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安排教学。借着批判“读书无用论”的机会安排了考试记分和评比，在同学中影响很大，一时间，同学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很快，纷纷你追我赶地要提高成绩。多少年之后，这些成绩和比分，还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成就。
有一次陈广阳老师上课，情不自禁的引用了《腾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对我们做了解释并热情地鼓励我们多学点古代的文学。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是要冒着被批判的风险。我想使他更感到担忧的恐怕是同学中没有几个能与他产生对中华文化渊远深大的共鸣。
陶强老师在文革中经受的冲击是巨大的，记得她刚开始上课时，有的学生在课堂上就大喊“打倒陶强！”她虽然痛心和气愤，但是只要她站在讲台上，一切个人的得失都抛在脑后，全神贯注地教育学生，鼓励我们多读一些课外英文书籍。
五年南师附中的学生生活，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师附中精神不仅仅支持和鞭策着我不断追求和上进，而且指导我做人做事的准则。在南师附中老师的帮助下学到了相当多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自学的方法，为我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就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学当老师，以及1985年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虽然身在美国多年，但是回想起中学学习生活，深深地庆幸自己是南师附中的一名学生。感谢南师附中老师的培养，祝愿南师附中这所陈年老校在新的世纪里焕发青春、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1964年从南师附中高中毕业，三十四年过去，最大的遗憾是未有机会重返母校实地触景生情。不过，这许多年无论走到何方，我始终没有忘记附中是我的母校，我是附中的人。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来校作报告，报告会是在“五四”草坪举行的。华先生的报告我是实实在在地听进去了，而且，一直记忆至今。
当他说到知识就是力量，要努力学习时，华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苏联首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前曾发布一个公告，宣布发射试验禁区，都是一些经纬度。如果你把他们公布的四个坐标点在地图上，并且连接起来，那么一个不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只能看出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但是，如果你掌握了数学知识，那么你就可以根据这四个坐标点以及有关参数计算出他的导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他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地球上的经纬线都是曲线，洲际导弹的射程和圆公算概率偏差是已知的。所以，经过计算就可以知道苏联的洲际导弹是从乌拉尔地区发射的。在谈到学无止境时，他讲了一个故事。华教授说，我有一个朋友，是生物学家。一次，他问我为什么蜜蜂筑巢总是六边形的？这对我真是个新鲜问题。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蜜蜂窝是什么形状的。于是，我不得不请教养蜜蜂的工人。他把蜜蜂窝取出来给我看。我发现蜜蜂窝的口部的确是六边形的。但是，我又发现，蜂窝里面是六面体，底部是个六面锥体。这样，密密麻麻一个与一个紧密相连在一起。经过仔细研究，我进行了计算和比较，结果发现，正是这样一种形状的蜂窝，其容积最大而消耗筑巢的蜂蜡最省。蜜蜂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要不断学习才能增长知识，才能聪明起来。最后，他说，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把计算公式告诉你们，你们回去自己计算一下。说完，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串公式。大家都认真地记下了公式，我也跃跃欲试，可是，当时肚子里的那点墨水实在太少，看着那个公式头就发晕，始终不得要领，最终也没有个结果。华罗庚教授的报告影响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甚至包括今天和未来。这是母校给我的宝贵财富，也是我对母校永不忘怀的记忆。
一九九八年五月于香港
初一时，附中的游泳池水是绿色的。第一堂游泳课，大多同学留在浅水区，深水区很安静。我游的时候，看见有只水虫，在身边从容地划水。
那时我还挺小，下课后不晓得该把泳裤换掉，而是直接套上长裤。刚走到“树人楼”，方形的泳裤从白色长裤内洇出了清晰的阴影。那也是最后一节游泳课。以后，附中的游泳池似乎就再不使用了。
初一开学是九月，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已经进入尾声。双眉浓黑茂密的吴龙山老师自我介绍说：“你们刚从小学毕业，我也刚刚从大学毕业。”吴老师的板书像他的眉毛：根节虬出、挥洒不羁却凝聚古意。除了他的苏北口音常把云南元谋（读mou音）人念成云南元美人外，我还记得他在第一堂历史课上讲：“你们今后会明白，历史是由后人写的，不是当世的人。”满屋子的小红领巾们听得云里雾里。
初中升入高中后，学习的竞争气氛浓厚了许多。下课铃响之后，同学们需穿过碧绿的小竹林，才能达到河边的厕所。竹林和东门之间，是十几棵枝蔓遮天的大树，枝椏间还有一些鸟巢。大树间的空地上，总落着斑驳的树叶，那是菁菁校园的原色。
高一时，听老师说过校园里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个师姐患了白血病，她班上的同学发动全社会募款救治。她的班长，一个学习很优秀的男生，每天去医院看望她。后来师姐走了，班长也自己结束了生命，追随而去。
没人能想到，同学的分离竟然在我们之间重新上演。我们班的班长蔡猛，突然病倒，医院查出脊椎里长了奇怪的肿瘤。手术不算失败，也谈不上成功。蔡猛的家境非常的普通，他的继续治疗需要更多人的帮助。那段时间，我们长大了很多。不只是因为一起向社会募款，还有同学之间的重新发现和对青春明灭的刻骨感受。我们上大一的时候，已经更名为袁梓的老班长，在睡梦中离开人间。
94年，学生辩论赛正在全国热火朝天，这一年的南师附中校园文化节也首次引入了辩论赛，由高一年级队和高二年级队一场定胜负。辩题是由脑袋奇大的语文老师王栋生设计的--《南京城管执法大队取缔小商贩经营是合法行为》。我们高二年级队抽签抽到了反方。
其实高二队的四个辩手王老师一个也不认识，他还是高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在辅导高二队时，他对我们说：“我指点他们（高一队）时留了一手，因为我希望你们反方赢，我也希望在场的同学都支持反方赢。”
严格地讲，王栋生老师的行为属于偏袒，这比后来甲A的“黑哨”还要早好几年。不知道王老师在灵魂深处就没有就此进行过哪怕是象征性质的“自省”，但那次比赛过程中，高二队自始至终气势如虹，博得场内的几百位同学掌声如潮，完全压倒了正方。
我一直猜想，王老师事后知道结果的那一刻应该能感到欣慰吧，尽管比赛当中，他始终未在现场露面，我也未再能聆听他的当面教诲。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民工因讨不回拖欠的工钱而跳楼或城市居民被强制拆迁时，我就会又想起王栋生老师当年出的辩题。时间流逝很多，中国已然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娇儿，奥运会的美梦也快成真，但社会弱势群体的情势似乎却是更窘迫了。
附中的点滴还有不少。比如班主任纪耀明老师课堂上即兴而出的警句和打油诗，比如音乐老师李晓晖曾经的短暂“蒸发”（原来是为了奔赴北京观摩罗丹雕塑展）。还有文科毕业班的班主任李华老师，听同学说我想考北大历史系，急忙把我叫到办公室，花了整个下午劝说我打消念头。尽管她自己就是历史老师。
离开附中的这十年，眼睛里总是掺不得太多的沙子。写文章常言辞激烈，偶尔还会剑走偏锋。这路数，显然和脂粉气扑鼻的北外毫无干系，和内敛不惹事的新华体也无曲款相通之处。却像极了那个当年校园里没心没肺的黄口小儿，以为总会有附中老师们在背后给自己撑腰，所以才讥天讽地、浑然不怕。
在国外工作时，常把自己关在不开灯的密封房间里，回忆从前。附中却是我搜索记忆时从不触碰的历史。那些在竹林和游泳池间的映象，还有附中老师们的眼神目光，总是一张张与生活常态和人间世相不吻合的奇特画面。这图画太过美，以至于让人感觉距离遥远，伸手难及。
谨以此文，怀念附中的六年生活，追忆天各一方的兄弟姐妹，并感谢附中的全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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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来北京出差的许祖云老师，我高一的语文教师，南师附中最负盛名的特级教师，现在是校友会的会长。许老师让我给校刊写500字，我却很没信用地写了1700字，害他改半天。
我的历史启蒙老师吴龙山，多年前因为特殊的原因，在很突然的情况下离开附中，现在深圳，仍做历史老师。
王栋生老师是著名的杂文作家，笔名吴非。常涉市政、人政，偶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不跪着教书”、“公民写作”是他的概念。
附中回报给社会的不止于四十多位中科院院士，还有让我们不愁吃的袁隆平，和鲁迅、胡风、晚年忏悔中的巴金。 “掏出心来”这四个字刻在附中他的铜像前，也许仍不能减轻已成灰烬的巴金对老同学和好朋友胡风的愧疚之痛。